原文標題:古代東西方官德對比
原文標題:古代中西官德異同（1）

讀歷史總免不了有“比較”的沖動。近來讀歐洲中世紀史（公元 5—15世紀），就覺得西歐的領主和騎士階層與中國秦漢以來的士大夫官僚階層很有一比。兩者都是社會的精英統治階層，都承擔著效忠國家、管理社會的職責，都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和文化的命運。所不同者，領主和騎士都是武士，而士大夫官僚則是典型的文士。按照中國歷史的邏輯，“武人治國”是不可靠的，往往會造成軍事政變和軍閥混戰。但是在中世紀的歐洲，領主之間的戰爭很少跟軍事政變有關系，武人靠政變奪取本國王位的情況則幾乎沒有。而依靠文士統治國家的中國歷代王朝，不僅有亡于武將之手的（如五代），也有被文臣直接篡奪的（如王莽）。號稱熟讀儒家經典深明禮義廉恥的中國古代文臣，且不說他們在王朝更迭的過程中如何改換門庭（如馮道、錢謙益），即使生逢太平盛世，其貪腐之深也足以釀成日后的王朝崩潰。

代表中國文治頂峰的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培養出了寇準、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東坡等幾代名臣，但在宋欽宗時期，大臣呂好問就已經這樣評價本朝的吏治：“臣竊以比年以來，贓吏為害，遍于天下。自小至大，習以成風，株連蔓衍，不可復治……為監司、郡守者，其初必奔走于權幸之門，朝夕請謁，貨賂公行……其到官也，督責州縣，以償其費，州縣因重取于民以為獻，上則求保明恩賞，奏辟差遣，下則求薦章，免罪責�！边@些話是說給皇帝聽的，不至于故意抹黑官場。想來宋朝那些飽讀經書且以科舉入仕的官員，并沒有多少“古代的官德”。

到了南宋時期，更有“喜贓吏，惡廉士”的秦檜，“政以賄成，官以賂得”的史彌遠，“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的賈似道。在南宋王朝的最后歲月里，皇帝病急亂投醫，把程頤、程顥、周敦頤、張載、朱熹等理學宗師都放進孔廟接受祭祀，以圖使“士之所趨一歸于正”。只可惜，30年后南宋就滅亡了。

反觀歐洲中世紀的“武人治國”，那些大字不識幾個的領主和騎士倒更像是國家的棟梁，忠義的楷模。盡管他們個個好強斗狠，彼此攻伐不斷，但他們幾乎從來不會犯上作亂，更不會自立為王、改朝換代。相反，每當有外敵入侵的時候，他們都會響應國王的號召率兵勤王。在馬戰為主的歐洲中世紀，領主和騎士更是各國軍隊的主體，農民根本沒有資格參軍，在前線賣命的全是貴族。在局勢需要的時候，他們甚至愿意長途跋涉遠征海外，去收復被穆斯林占領的基督教圣地（十字軍東征），以捍衛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文化。

作為社會的精英統治階層，長期浸潤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國古代士大夫，其稱職程度反不如那些不學無術的歐洲中世紀貴族，為什么？為什么我們那些寫出了唐詩宋詞、名臣奏議的古代先賢，卻阻擋不了周期性的貪污腐敗、民不聊生、農民起義、軍閥混戰？他們有負于君上的恩寵、百姓的供養，是因為他們的私人道德和政治操守在利益和威脅面前不堪一擊嗎？

或許有人認為中世紀的教士更適合做中國古代士大夫的對照。教士的確是歐洲中世紀主要的知識分子，在很多時候他們也確實是國王們的天然盟友。但鑒于歐洲中世紀在政治上的長期分裂狀態，以羅馬教皇為首的一個統一的天主教會實際上從來沒有臣服于任何一個國王或皇帝。由于教會的組織遍布每一個國家，教皇和主教們甚至有很多理由可以看不起那些在自己國家也只能享受有限主權的國王和皇帝。當國王和皇帝還只能依靠自己的領地獲取經濟來源的時候，教會就能在所有基督教地區收取什一稅；當國王和皇帝們必須跟大小封建領主共享政治、軍事、法律權力的時候，天主教會已經建立起了一整套自下而上的教會官僚體制，從最底層的神父開始逐層選舉各級主教，直到由紅衣主教會議選出教皇。教會還有自己的一套源自羅馬法的法律體系，教士可以無視世俗的法律，用自己的法律來裁決糾紛。在天主教會的巔峰時期，教皇可以讓國王和皇帝們匍匐在自己的腳下，可以開除皇帝、國王或者任何一個封建貴族的教籍。從很多方面說，教會都堪稱國中之國，而絕不是國王和皇帝們的“士大夫”。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對皇帝手中的政治、軍事、法律和宗教權力極度依賴，而在西方，教權和政權的分庭抗禮則奠定了至今依然有效的政教分離傳統。 當然，在一國內部，教士階層有時候也可以成為王權的支柱。從卡佩王朝（10—14世紀）起，法國國王能夠逐步加強王室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各級天主教會。本來法國國王只是一個封建領主，他的財源完全靠自己的領地。國王既不能在全法國范圍內征稅，也不能從法律上管理所有法國人。很多法國大領主甚至比國王更有錢，因為他們的領地更大、附庸更多。但是，這樣一種“大權旁落”的格局，似乎從來沒有影響到法國國王的地位，國王反而可以在強敵環伺的局面下逐漸擴大自己的權力。這里面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教士對王權的支持。在大多數領主、貴族、騎士都是文盲的環境下，教士差不多壟斷著中世紀歐洲的文化權威和道德權威。但基督教教義禁止殺戮，所以教士不能披堅執銳在戰場上為自己贏得領地。出于教義的原因和自身利益的原因，教士們對封建領主之間的戰爭十分厭惡。要傳達他們對和平與秩序的呼吁，除了拿上帝嚇唬人，教士們的最佳盟友就是國王。因此，中世紀的天主教會一方面從外部限制國王的權力，要求國王服從教會這個更高的權威，但在一國內部，為了讓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不再相互殺戮，教會又必須抬高國王的地位。國王們大概也洞悉其中的奧秘，所以他們最支持教會和教士獲得領地，也最喜歡用教士和主教做自己的大臣。在必要的時候，他們甚至愿意承認教會的權威高于國王的權威。 經過上面的對比，可知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官僚階層與歐洲中世紀的領主騎士階層和教士階層都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又在地位和功能上存在很大的差異。我們不能說歐洲中世紀相對穩定的政治秩序來自于領主、騎士階層更加“忠君愛民”的官德，也不能說歐洲中世紀的教士階層比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更好地維持了社會的道德風尚。如果我們做這樣的簡單對比，我們就會對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有失公允。歐洲中世紀相對穩定的政治秩序，中國古代周期性的社會動蕩，這樣的宏觀結果是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不能完全歸因于各自的統治階層，更不能簡單地歸因于各自精英階層的意識形態和道德水準。 但很多人卻用相反的對比，在意識形態和道德水準上大做文章。他們認為，中國古代之所以能夠長期保持政治上的統一和文化上的優勢，恰恰是因為我們的儒家文化培養出了一個道德高尚的士大夫官僚階層。一些學者還認為，要阻擋世風日下的頹勢，必須恢復傳統文化和道德的權威，必須用先賢的經典和風范來教化世人、教化精英階層。 問題是：如果那些把《論語》、《孟子》倒背如流的古代士大夫尚且不能保持清廉，我們這些跟古文、古學、古人漸行漸遠的現代“士大夫”卻何能將“古代的官德”發揚光大？聯系到中西方古代歷史的真相，這樣的說法真的有些莫名其妙。 過分強調意識形態和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實際上會使我們陷入一種自相矛盾的文化決定論。在承認現代西方文明的諸多優點之后，文化決定論者要么堅持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道德是好的，有了它我們就能更好地借鑒西方的制度（“中體西用”論）；要么就說為了學好西方的制度，我們必須配套地學習他們的文化，包括他們的基督教。 原來文化復古主義者和全盤西化論者，都奉行同樣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