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認為，在上古合乎自然的名教世界中，有兩個特色。其一，泯除了嚴格劃分是非與善惡之相對價值標準，他認為必須善惡不分，是非不爭的情況下，人才能回返自然。又以為“太初”時代，真人或是至人其處世不挾帶是非與善惡，遂使世界人類蒙受好處。而真人或是至人乃最為道家之徒所推崇者，因之其所為——無是非與善惡之分別——固當為崇信道家之徒(包括阮籍與嵇康)所爭效。其二，人之政治(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平等，即無貴賤與貧富的差別待遇。

    我們且以阮籍的一段文章，綜合涵蓋阮、嵇兩人的自然思想：

    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句句者自以為貴乎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并功。王許不足以為匹，陽丘豈能與比蹤。天地且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并容?激八風以揚聲，躡元吉之高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云氣以馭飛龍。專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

    時間觀念對阮嵇兩人而言，極為重要。有人只重上古以下或是當時，阮嵇兩人大肆抨擊禮法，便以為他們是反對禮法并否定其價值”。有人知道他們所反對的只是假禮法，對真的仍加以維護并肯定其價值；但對甄別真假的標準，卻不了然。其實，標準是在于有無合乎自然。自然一辭，對阮嵇兩人而言，不僅是一種價值判斷，而且也是各種主張的理據。

    依據儒家理想建立的第一個政權——漢帝國——的崩解，難免使人懷疑儒家一些中心信念，包括以道德和法律維護人類社會秩序的文化行為，進而導致人們對這種文化行為產生不值采信的情緒甚至想法。

    緊接漢朝之后的魏政權經曹操、曹丕、曹睿、曹芳祖孫四代的苦心擘劃，政治上走的是“亂世用重典”的法家路線。其實政治圈中仍承漢末法家政論抬頭的余緒，一直在熱烈討論如何使刑名之學運用在政治上，借以強化法家政治的功能。這是在促使一種理想——如何使舉世的真正人才盡納入政治權力運作結構中——實現的努力。但這種努力似乎功效不著，因而證明是枉費心機。

    如果將仁、義、禮當成一種對策的話，是無法徹底解決問題的，只是徒然不斷在制作新對策，然而，問題依舊不知伊于胡底。王弼并以大小比較的觀點，來證明道、德、仁、義、禮五者是呈現一種由大至小的逐漸下降的排列秩序。

    一般認為時代愈是紛亂，即表示人心愈形渙散，不為社會道德所約束，道德水準也就江河日下，因此也愈需提倡道德，以收拾人心。這是將道德之高下與時局之美惡，作為因果關系看待。但是，張湛卻不以為然，他反而認定，道德并非萬能而是有其限度，其功能之生效僅止于上天注定時代要趨于好轉時。(摘自人民日報 《大地》雜志)    (國風)